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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实践中，投资人可以主张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合伙协议约定将投资款投资于约定的特定项目，违反了合伙协议约定，以此主张解除合伙协议。例如，有法院认为管理人未按约定投资项目的行为改变了各投资人的信赖基础和可期待利益，属于对合伙协议的实质性、根本性变更，违反了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的合意。对于管理人的转投行为，法院指出，管理人应当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按合伙协议约定召开合伙人会议或采取有效方式将转投事项向全体合伙人提前披露并取得其一致同意，或者在事后取得各合伙人的一致追认。而该案中，管理人既未履行《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变更合伙协议的程序、也未满足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之实质要件的情况下，擅自将投资款项转投其他项目，违反了合伙协议订立时签订人意思表示合意，构成根本违约。[参见（2017）粤03民终22174号]

　　当事人是否可以仅依据《民法典》之合同编解除请求权退出合伙企业，司法实践中具有争议。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案例中，法院认为退伙应适用《合伙企业法》，而非《合同法》（现为《民法典》）的解除规定，并驳回了当事人要求解除、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具体而言，法院认为“《合同法》没有规定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解散合伙企业时如何处理，也没有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如何分担，将会产生一系列遗留问题，损害其他合伙人、合伙企业的合法权益。相反，如适用《合伙企业法》，因该法对退伙、解散后合伙企业的存续、合伙财产的清算等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可解决退伙或解散后产生的诸多问题。就涉案纠纷，审视两法的规范目的、调整范围和法律后果，《合伙企业法》显然较《合同法》更为细致、周密，是调整合伙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特别法，也应当优先适用”。 [参见（2018）沪民终558号、（2019）最高法民申558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