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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优先购买权的设置是为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若通过原状分配即可取得股东身份，则任何一位股东均可以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等资管产品变相实现股东身份的随意转换或随时退出，这不仅将使优先购买权的设置形同虚设，亦会使承担股东权利义务的主体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进而导致标的公司的决策失序与利益受损。该观点也得到司法实践的支持，具体可参考信托产品的相关案例，比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鄂01民终11193号《民事判决书》中提出：“集合资金信托委托人若均能以此方式直接成为被投资公司的股东，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人合性规定将被彻底颠覆。本案中如存在所谓的‘隐名股东显名化’或‘现状分配’将严重侵害龙源文旅公司的‘人合性’，进而侵害公司的根本利益。”

　　笔者认为，标的股权的受让人并不当然承继私募股权基金在股东协议项下的特殊股东权利。理由在于，合同具有相对性，其仅对签署方具有约束力，股权转让不等同于与股权相关的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司法实践中，亦有裁判文书对此观点予以印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川民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股东之间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股东与公司之间基于股权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权与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均一体转移给受让人，但是股东之间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并不当然随着股权转让转移给受让人。”且该案再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3077号《民事裁定书》中亦认为：“公司设立协议明显区别于公司章程的是，公司章程所调整的所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论制定公司章程的原始股东还是章程制定后加入公司的新股东，都要受章程的约束，而公司设立协议具有合同相对性，只约束发起人。”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在（2020）粤0112民初2774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提到：“上述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约定谭某某受让爱蒲公司5%的股权是基于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则受让股权的行为不等于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

　　对于仅具有单方给付义务性质的特殊股东权利而言，实践中有义务方曾以标的股权的受让人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而不享有回购权与业绩补偿权等特殊股东权利（如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或者标的股权的受让人并非股东协议的当事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进行抗辩（如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194号《民事判决书》）。但笔者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在股东协议项下所享有的单方给付义务的债权（如回购权、业绩补偿权和反稀释权等），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在原状分配时可以考虑适用《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即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在原状分配时同步将私募股权基金在股东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给标的股权的受让人，同时将该等债权转让安排通知债务人（无需取得债务人同意）。

　　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上海金融法院在（2022）沪74民终19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在原状分配完成后，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者作为标的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有权承继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框架协议》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债务，并支持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者基于《投资框架协议》要求其他股东支付回购款的诉讼请求。另在与私募股权基金类似的信托产品的纠纷案例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也认为：“信托合同到期后，省国托将信托财产原状分配与天源公司后，天源公司即依约享有信托合同项下的所有债权权益，即便股权登记尚未变更至其名下，亦不影响其股权权益的享有。双赢公司应按回购协议的约定，依约向天源公司支付增资款本金及溢价款。”

　　但这种限制本身也有一定限度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中的观点：“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作出的限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其效力：一是章程限制是否禁止或变相禁止股东转让股份。如果章程直接规定股份不得转让或者规定股份必须经其他股东全体同意方能转让，那该规定应属无效。因为章程完全禁锢了股份流转，有违股份有限公司之基本法律特征。即使章程对股份转让作出一定限制，也应当为股份流转留出通道。实践中，如果章程规定股份转让需要经过一定比例的其他股东同意，该规定是否有效？我们认为，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限制之程度不能高于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之限制程度。二是章程限制是否具有行政规章方面的依据。……三是章程限制是否损害了投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