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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消费增长。这是导致消费不足的一个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具有长期历史原因。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下，经济下行对消费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有关资料，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2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仍为2.34倍，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已经彻底解决生存型温饱型需求的条件下，经济下行对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会产生较大冲击，导致消费收缩大于收入收缩。而这部分人群是我国当前消费格局的基础和主体，其收入和消费受到影响，可能使经济下行和消费下行的相互影响呈现放大效应。这是因为，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即进入稳定期或低速增长期，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和扩大一旦受到收入制约，就会引起总体消费增速下降和扩大消费难度加大的问题。

　　首先，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协同推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相关制度完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针对广泛存在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加快完善劳动立法和执法，推进包括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劳动合同、工资集体协商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注重消除就业的年龄歧视，确保在人工智能深入渗透的条件下，不使新就业形态同非正规就业画等号。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体制改革，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防止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离，挖掘非农劳动力供给潜力，扩大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开启新市民的消费需求。以劳动力市场“一老一小”（大龄劳动者和青年）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把技能培训贯穿于劳动就业的全生命周期，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配置效率。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其次，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制度形式，加大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内外经验和教训均表明，仅靠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并不足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也很难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以下。基于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取向，从实施再分配出发完善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一环。例如，OECD国家在进行再分配之前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73，在实施再分配之后下降到0.324，不平等程度下降31.4%。发挥好再分配的保障性作用，合理调节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人群收入差距，需要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再分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既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方面。这包括：以生育、养育、教育为核心的人口支持政策；以教育、培训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以提高就业质量为核心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养老、助老和发展银发经济等举措为核心的应对老龄化政策；以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等，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器”功能。此外，要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关心关爱困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距。最后，创造激励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倡导各类主体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推动形成发展向善的社会风气。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补充性作用，需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完善慈善领域制度，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培育和规范发展慈善组织，强化对慈善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好、守护好每一份爱心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