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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外国人委托中国人代持内资公司股份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持有人两者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的变更，不属于需要经外商投资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若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国家限制或者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则投资行为不违反我国关于外商投资准入的禁止性规定。故杉某作为外国投资者，投资某软件公司的行为，因不违反外商投资准入的禁止性规定，所以不因此而认定无效。但杉某委托龚某代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仍要接受我国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序良俗的概念具有较大弹性，在具体案件中应审慎适用，避免过度克减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证券领域的公共秩序应先根据该领域的法律法规予以判断，在上位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判断某一下位规则是否构成公共秩序时，应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当两个层面进行考察：该规则应当体现证券领域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该规则的制定主体应当具有法定权威，制定与发布符合法定程序，具有较高的公众知晓度和认同度。证券发行人应当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禁止发行人股份存在隐名代持情形，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关系到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证券市场整体法治秩序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均符合公共秩序的构成要件，因此属于证券市场中应当遵守、不得违反的公共秩序。隐名代持证券发行人股权的行为违反公共秩序而无效。但代持行为被认定无效后，投资收益不属于合同订立前的原有利益，不适用恢复原状的法律规定，应适用公平原则，根据对投资收益的贡献程度以及对投资风险的承受程度等情形，即“谁投资、谁收益”与“收益与风险相一致”进行合理分配。名义持有人与实际投资人一致表示以系争股票拍卖、变卖后所得向实际投资人返还投资款和支付股份增值收益，属于依法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可予支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义务。原告已经将其持有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被告未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应承担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明确是无偿转让，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有股权的对价及付款时间，现被告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应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其他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故法院对被告的观点不予采纳。被告还辩称，原告未向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实际出资，且原告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被告无需支付股权转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让款。

　　对此，法院认为，被告上述辩称内容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无关联，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原告是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和依法处置其股权的权利。至于原告是否实际向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出资以及原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属于股东出资层面的纠纷，若查证属实，相关权利人可向原告另行主张权利，但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关于被告提出的对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2009年8月24日至2011年9月5日经营状况进行审计的申请，法院认为，被告申请审计的内容与本案股权转让之间并无关联，退一步而言，即便审计结果如原告所预期，但因原、被告就股权转让已经明确约定价值，该协议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仍应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

　　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现股东，对股权受让后公司债务的承担，直接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对股权受让前公司债务的承担，如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亦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公司债务形成于股权受让前，但公司的债务始终存在、并未清偿，公司内部股权、资本变更并不影响公司的主体资格，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变更后的主体概括承受；其次，现股东作为公司新的投资者和所有者，在决定是否受让股权前，有能力且应当对公司当前的资产负债情况包括既存债务及或有债务情况予以充分了解，以便对是否受让股权、受让股权之对价、公司债务承担规则做出理性决定和妥善安排，而对于债权人等公司外部人来说，现股东对受让股权前已经存在的公司债务应视为已经知晓；最后，结合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条文规定和立法本意，该条文赋予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下刺破公司面纱的权利，同时将证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分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系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风险与利益的合理分配，现股东如认为不应承担责任，可依据该条规定进行救济。综上所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现股东，如不能证明股权受让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对股权受让前后的公司债务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权的重要内容，股东转让股权，原则上与利润分配请求权一并转让，但这并不绝对，应当区分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与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股东享有的是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是股东基于成员资格享有的股东权利的重要内容，属于股权组成部分。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股东享有的是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已经独立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单独存在。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系具体的债权。该债权的行使不要求以具有股东资格为基础。故在股东会决议分配盈余之后，股东可以将盈余分配给付请求权独立转让，此与债法上普通的债权转让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股利分配请求权不以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为前提。

　　鉴于股东的瑕疵出资民事责任是公司股东的特有民事责任，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和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该责任应当由公司的股东承担，而不是由公司股东以外的人承担。由于出资瑕疵的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其他民事主体后，便产生了该瑕疵股权出资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因此，在处理上要遵循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过错责任相当的基本原则。就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而言，核实转让股权是否存在瑕疵出资是受让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如果其明知或应当知道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而仍接受转让的，应当推定其知道该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即受让人明知其可能会因受让瑕疵股权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其愿意承受，这并不超出其可预见的范围，司法没有必要对其加以特别保护而免除其承担出资瑕疵的民事责任。

　　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期间跨越了外资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日期，故需对其效力分阶段予以阐明。在2016年9月30日前，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修正）实行外资审批制度，该法于第十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合作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自审查批准机关颁发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自外资审批机关颁发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因此，尽管本案中平顶山商务局就案涉股权转让作出了批复，但没有作出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故至2016年9月30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未经审批，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未满足，处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状态。一审判决认定截至2016年9月30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是正确的。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并不代表对当事人没有拘束力，相反，河南某集团负有报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河南某集团控制的平顶山某房地产公司在外资审批程序终结前单方撤回报批申请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应由河南某集团完成的报批义务，也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河南某集团控制的平顶山某房地产公司撤回报批申请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九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亦未履行报批义务，转让方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令转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续。”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河南省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吉某公司办理报批手续，但因河南某集团、平顶山某房地产公司不予配合，未能成功办理，故《股权转让合同》仍处于成立但未生效状态。其三，关于2016年10月1日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状态。2016年10月1日，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16年修正）正式施行。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举办合作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即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由行政审批制转为适用备案管理制，而备案管理的性质为告知性备案，不属于合同的效力要件。2016年10月，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商务主管部门已受理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未完成审批且属于备案范围的，审批程序终止，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应按照本办法办理备案手续。”由于本案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平顶山某房地产公司经营范围不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列，案涉股权转让依法不需要再提交行政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我国立法在法律溯及力问题上，采用“从旧兼有利”原则。在因法律修改而使得合同效力要件不复存在的情形下，则应当适用新法而认定合同有效。一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因法律规定的变化自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的认定正确。此外，河南某集团、张某义、张某还上诉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故该合同依约未生效，即使生效其也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了《股权转让合同》。但如前所述，该合同签订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依据当时的法律需要外资审批机关审批才生效，这是当事人约定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背景。201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16年修正）施行后，《股权转让合同》不再属于审批对象，亦不具有审批可能，而备案也不是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该合同第七条“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的约定不再具有限定合同生效条件的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平顶山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得到吉某公司的同意，不构成约定解除的情形，亦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故不产生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股权转让这一商事行为受《公司法》调整，股东个人是《公司法》确认的合法处分主体，股东对外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属于有权处分，并非必须经过其配偶同意，不能仅以股权转让未经配偶同意为由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但是，股权具有财产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组成部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负有不得实施转移或者变卖股权等方式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法定义务。如果夫妻一方所实施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客观上减少了夫妻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而股权受让人作为交易相对人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配偶作为债权受损方可以通过债权保全制度请求撤销。有证据证明受让人与出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则该配偶有权依法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从原判决查明的事实看，案涉股权转让价格远低于资产负债表所对应的张某持有股权的价值，股权转让时间发生在张某与孙某某离婚诉讼期间，且张某系将股权转让给自己的父亲张某某，张某某对张某与孙某某婚姻状况的知情程度不同于一般主体。虽然张某、张某某主张标的公司某电力公司存在虚假出资，故股权实际价值远低于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但其提供的审计报告系某电力公司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股东会纪要》等证据经鉴定存在日期倒签等诸多疑点。原判决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无明显不当，不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应予再审情形。张某和张某某申请再审的事由尚不足以启动本案再审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条的理解适用中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标的物被查封、扣押，仅仅意味着该财产受到了处分限制，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标的物不享有权利。2020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4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财产权利人在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之后，如果违反处分限制就财产作出转让、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则该行为并非绝对无效，而仅仅是“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故即使在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之后，财产权利人就标的物所作的处分仍属有效，且可以对抗除申请执行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如被执行人或者财产的受让人等，只是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而已。

　　对于连云港某木业公司再审申请中所提出的，股权质押后再转让的，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的问题。主流观点亦认为，转让合同本身并不因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1条进行了重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6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依据该条规定，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也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但不影响抵押权的行使，即赋予抵押权追及效力。由此可证，转让已经出质的股权，不会因股权出质而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本身无效。连云港某木业公司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有效协议。

　　首先，公司要求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形，仅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第151条、第149条的规定，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符合条件的公司股东向向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董事提议，由公司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董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事以公司名义直接提出诉讼。本案中，标的公司承担的公司债务属于正常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债务，也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故不属于股东侵害公司利益责任的情形，张某某的适格主体不是公司。

　　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中如果未对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一般情况下，如果在股权转让后公司承担了属于股权转让前发生的业务的债务，股权受让方也很难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除非股权受让方基于股权转让方欺诈或者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但需举证证明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那么对于股权转让方未披露股权转让时的公司应付款情况是否存在能够构成欺诈和重大误解，因为股权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也应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如股权转让方实际未谨慎审查股权受让方的公司财务状况，且未要求股权受让方全面披露公司的债务情况，股权受让方是很难证明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故还需要在个案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其次，如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的承担问题进行了约定，一般的情况会约定为：股权转让方具有全面披露股权转让时的公司财务状况的义务，包括公司的应付款，如果在股权转让后，因为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债务且未进行过披露的应当由股权转让方承担，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张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李某某承诺：自设立之日至李某某将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公章交付给张某某之日，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外借款或对外担保。若李某某隐瞒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相关债务及法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律责任均由李某某自行承担。那么张某某基于该约定起诉要求李某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合法有据。

　　三、转让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金额确定根据前述，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的承担，股权受让方可以起诉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对于股权转让方实际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金额该如何确定。本案张某某诉请要求李某某承担公司实际承担的公司债务全部金额，法院认为，该诉请金额并不能得到全部支持，公司承担的债务金额不能等同于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故不能直接依据公司债务的金额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协议书，本案张某某通过将拥有的40%的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某毛巾项目的投资权益作为对价，受让了李某某的60%的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份，根据张某某、李某某确认的结算明细，双方的利益在2019年3月1日前达到了均衡，结算明细中的计算方式得到双方的认可，但是在股权转让后，张某某因为2019年3月1日之前的业务收到江苏某超市的发票，上述款项江苏某超市在实际付款时进行扣除，从而使张某某、李某某之间的结算明细中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应收款减少，进而影响了双方的总利润等数额，最终影响了双方对于存货的分配金额。

　　综上，本案中的股权转让金额是根据结算明细的计算方式得出的，即使在股权转让后，公司承担了转让前发生的债务，该债务金额并不等于张某某的实际损失，也不能直接要求李某某承担，而需要根据双方结算明细上的计算方式进行再次计算，从而得出股权转让款的差额，该差额即为张某某的实际损失。故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明细中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后，将136,648.46元的发票金额作为超市扣款在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中扣除，最终计算出张某某应分配的存货金额为223,114.35元，与双方确定的结算明细张某某应分配的存货金额相差81,989.07元，该款项李某某理应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张某某。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双方股权转让金额的计算方式，那么需要股权受让方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因为实际承担债务的是目标公司，而不是股权受让方，公司承担债务仅能导致公司财产减少，但张某某作为股东实际产生的损失并不等于公司承担的债务金额，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转让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的具体计算方式，那张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某某可以基于该约定主张，如果李某某认为该违约金过高，需要法院调整，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既未约定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又不能从股权转让款的计算方式来确定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那么股权受让方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受到的损失，此时，法院需要通过股权受让方持股比例、股权转让金额等各种因素综合确定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