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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往往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且不确定性高，“十年磨一剑”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缺乏“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许多富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可能中途夭折。耐心资本指愿意接受长期风险、陪伴企业成长且容忍较长投资回报周期的资金，包括天使投资、创业风险投资以及期限长、偏好长期收益的机构资金等。它体现了一种长期主义投资文化，与科技型企业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高度契合。耐心资本的供给可以通过两方面形成：一是扩大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因为股权资本对企业短期盈利要求相对宽松，更能容忍科研试错和阶段性亏损；二是引导银行、保险、养老金等传统机构资金开展长期性、股权性投资，将沉淀的长期资金转化为支持科创的耐心资本。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基金、专项再贷款等工具，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跨周期的稳定金融支持。

　　制度嵌入逻辑构建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有机生态。金融有效支持科技创新，不仅在于资金供给，更在于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嵌入。首先，宏观层面需要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把金融环节镶嵌进创新链条各环节，实现研发—转化—产业化每个阶段都有相应金融工具支持。其次，政策制度上强调“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通过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保险、债券等多元工具组合，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格局。这种顶层设计体现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理念：不再将金融支撑视为事后环节，而是从科研立项到成果转化全过程制度性嵌入资金链支持。再次，微观层面通过具体制度创新实现嵌入式融合，如鼓励商业银行设立科技支行等专营机构、在科技园区等创新集聚区进行金融服务布局；建立“投贷联动”机制，允许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分享企业股权或期权；推广创新积分制度，将科技部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直接与金融政策挂钩，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金融政策、监管考核机制等根据科技行业特点做出调整，营造更包容的制度环境。

　　信贷支持：专营机构与创新产品并举。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是科技企业融资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呈现机制创新和规模扩大并行的态势。在组织架构上，不少银行设立了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配备专业团队，专门服务科技企业。在信贷产品上，各地探索推出首贷专项计划、续贷产品、中长期科创贷款等，延长贷款期限以匹配研发周期。央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科技创新再贷款，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来源。在服务模式上，投贷联动成为亮点，即银行贷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既贷款输血又股权投资，共担风险分享收益。各地政府设立的风险补偿资金池和融资担保计划，对银行向科技中小微企业放贷给予一定坏账补偿，提高了信贷投放积极性。此外，大数据风控等金融科技手段在信贷流程中应用日深，线上化的科技信用贷款产品使审批更加快捷高效。

　　知识产权融资：激活无形资产价值。科技型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为盘活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各地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相关金融创新。银行针对科创企业推出知识产权，企业可以专利权、商标权等作质押获得信用贷款。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高速增长，其中占比高，惠及大量中小微企业。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会同金融监管机构，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建立专利价值评估机制，完善质押登记和处置流程。同时拓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高级融资形式，将一批企业的专利许可费或版权收入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使科技企业以未来收益换取当前资金。通过金融创新，将知识资产转变为可融资的资金，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缺少抵押物的困境。

　　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投生态：撬动社会资本投向科创。各级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政府出资作为母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投向初创期、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庞大的引导基金网络为科创领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这些基金一方面注重投早投小投长，在种子期、初创期就敢于投入，对硬科技、前沿技术项目给予耐心陪伴；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运作，选择专业创投机构管理，放大财政资金效用。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还不仅在直接投资，更在于带动整个风险投资生态的发展。相关措施正在实施：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创业投资，丰富创投资金来源；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畅通退出渠道；推动并购退出，鼓励上市公司并购未上市科技企业。

　　主要障碍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不少扶持科技金融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上完善，但在地方执行中存在宣传不足、落地不力的情况，部分基层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政策细则知之甚少。二是市场供需错配。一方面资本供给总体不缺，但另一方面真正需要资金的初创科技企业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认知差异导致的结构性矛盾。三是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尽管已有多样化产品，但面对科技创新特殊需求仍显欠缺，如针对科研失败风险的保险覆盖面有限，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创新工具尚属试点。四是金融机构专业能力和意愿不足。部分机构缺乏懂科技的专业团队，难以及时辨识真正有潜力的项目，考核仍偏重短期业绩。五是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现有政府风险担保、补贴机制在覆盖面、赔付效率上有提升空间。